“什么？”她冲他大声哄叫了一声。当突然认出他是谁时，她目瞪口呆。二话不说，她立即把店里的顾客全都赶出门外，门口挂上个牌子，上写：“去厕所”，然后拉着拉菲克回家去了。
他看到了她的简陋住室，他就是藏在这里才免于一死。他注意到杜丝娅还是单身，日子过得不怎么好。于是他对她说：“杜丝娅，我本是来谢你的，但我没带任何东西。在这个世界上我一无所有，只有我自己，作为答谢，这是我唯一能给予你的。愿嫁给我吗，杜丝娅？”
粗野的商店售货员杜丝娅起初吓坏了。她比拉菲克大多了，而且看上去比实际年龄一点都不显年轻。但看到拉菲克对她如此感恩，又如此柔情，她想或许他们会幸福的。
他们幸福地结合了。杜丝娅辞掉了面包店的工作，因为拉菲克成了一名了不起的外科医师，他羞于让自己的妻子站在柜台里同顾客吵架。他们有了两个可爱的孩子，夫妻恩爱日笃。杜丝娅再也不发野了，她成了温柔贤慧的妻子和母亲。
尼尔娅讲完后爱玛接着讲。
故事之九
导演爱玛讲述。福音箴言道：“人之爱莫过于为朋友献身”。爱玛的故事是这一箴言的注解。
我要讲的还是放浪艺术家们的事情。这些人以非官方文化著称，因为他们不介入官方艺术。克格勃对这帮豪放不羁的人大为恼火，时常抓他们一两个以示警告。
一帮非官方作家和艺术家决定，仿照苏维埃风格的名字创办一个幽默杂志。既然有“红色十月”集体农主，“红色庄稼汉”集体农庄，甚至还有的啤酒厂叫“红色酒厂”，因此，这帮人把他们这个杂志戏称为“红色不同政见者”。当然，许多幽默都是针对克格勃的，每个幽默都让大家笑破肚皮。但克格勃没笑，而是采取了行动。不久整个编辑部都被捣毁了。
克格勃的调查人员探出了这伙人的幕后策划者：两个艺术家，尤利和奥尔戈，还有两位女诗人，朱丽和娜塔尔娅。他们被捕了，但两个女的很快被放了出来，连她们自己都感到奇怪。
直到两位艺术家被押上了法庭，大家才知道原来他俩主动承担了办杂志的一切责任。这并不稀奇。我们了解他俩，是很不错的小伙子，才华横溢，而且无所畏惧。但在法庭上他俩突然悔过，并声称办杂志纯粹出于流氓动机。娜塔尔娅和尤丽娅当时也出庭了，她们感到这两个朋友极为可耻，连连说：“这是什么话，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说？为什么？”
我们大家都指望这两个小伙子会被免予刑事处分，释放回家——显然像那样的坦白交待本会令克格勃高兴的。但出乎意料之外，他们被判了重刑——在严厉的劳改营中服役六年和七年。他们一定是这样想的：那好吧，既然你们愿承认杂志不是政治性的，而是流氓行为，那就按流氓行为来处理吧。两人进的是刑事犯劳改营，在那儿为了生存他们不仅要同当局作斗争，而且还要同罪犯作斗争。
两人的辩护律师后来告诉了我们事情的真相以及两人在法庭上为什么会那样表现，正如所预料的那样，起初两人大大咧咧，满不在乎。他们被恐吓了一番，然后被告知，只要坦白交待便可获得自由，但他俩拒绝了。
后来一个老侦查员对同僚们说：“你们办这案子的路子不对头，应该懂得罪犯的心里，要使用另外的方法和手段。”
然后他拿出了他的新办法。那两个人又被带出来审问，并如此这般被告知：“像你们这样颇具骑士风度的艺术家怎么好连累女士呢？她们在看守所就已经得了感冒，试想，她们在劳改营中还能活得下去吗？”
换句话说，他们开始利用他俩的良心。一想到连累了两个女人，两个小伙子真感到于心不忍了。趁俩人束手无策之机，他们提出了交换条件：如果悔过并取消事件的政治色彩，他俩仍将得到同样的判决，不予宽大。事实上这样更糟：一旦承认事件的非政治性质，就得去刑事犯劳改营，而不是政治犯劳改营。而另一个方面，克格勃将释放两位女士。两位艺术家动摇了。他俩被准许会见了一次。经过协商，俩人决定为了搭救朋友宁愿牺牲自己的名誉。
要是为了自己能获得自由或轻判而悔过的话，他们才不会这样干呢——他们就是这样的小伙子。但现在他们屈服了。起初，克格勃好像真的要兑现他们的诺言。等两个艺术家正式写了交待，那两位女士便立即被释放了，还给他俩看了释放决定。继而，当两个人提供了更多于己不利的证据后，又看到了两位女士的结案决议。他们信以为真，所以完全履行了与克格勃达成的协议。
但他们忘记了是在跟谁打交道，判决之后两位女士中的一个还是被逮捕了，两位艺术家对此毫无所知。这次逮捕当然又有借口——他们在她家里搜出了反苏维埃诗歌。另一个恐牛只是目前她正在怀孕，把一个孕妇投进监狱想必是个丑闻，所以克格勃决定不冒这个险。
两个艺术家度日如年。没人给他们写信，没人肯帮助他们。大家都同声唾骂他们在法庭上的卑劣行轻，直到真相大白后人们才闭上嘴。
直到这时我才理解这句福音箴言的意义：“人之爱莫过于为朋友献身。”我过去总以为他说的为朋友而死的人，而我不理解的是，它真的那么重要吗？难道世界上没有比死更坏的事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