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开启这个讨论之前，吴宸轩和段祺瑞两人曾经就是走质量建军还是走规模建军的道路进行过很长时间的切磋。作为传统军人的段祺瑞其实更倾向于规模建军，他主张的是建立一支不少于二百万的陆军，辅以具有绝对优势的空军和相当数量的海军，同时加强预备役军人的管理，培养大量的机械、驾驶、通讯等方面的军地两用人才储备，一旦发生大规模战争，就要迅速进行国防动员，将军队扩大至三百万甚至是四百万以上，民用工业也要迅速转产军事装备，加上战略物资储备，足以应付像是二战那样持续数年的世界大战。按照吴宸轩的理解，老段其实就是采用的二战前苏联的那种建军模式。
但是吴宸轩始终认为，规模建军实际 上是一种物质上高投入低产出的建军方式。从单个战斗单位的投入来说，规模建军无疑要比质量建军低得多；但如果从维持同样的战斗力的投入来说，规模建军所需要 的投入则又比质量建军要高得多。这是由于单个战斗单位的质量较低，战斗力也就较差，如果要维持整体战斗力与质量型军队相当或压倒质量型军队，规模型军队就必须保有更多的战斗单位，这样巨大的数量就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单个战斗单位的较低投入。而且因为质量较低，不可避免的造成规模型军队单个战斗单位的合成化程度低、功能单一，要完成质量型军队单个战斗单位或少量战斗单位配合就能完成的作战任务时需要 动用数量众多战斗单位相互配合，因为重复投入而造成的资源浪费也就要比质量型军队严重得多。这样后勤方面的压力重重，而且糟糕的后勤不仅仅是影响战斗力，对于参战人员的士气也会带来不良影响。
在战时，因为兵员和武器的质量较低，规模型军队的战损要远远高于质量型军队，因而补充损失的投入也要远远高于质量型军队。而在平时，因为技术含量低、结构简单，规模型军队的武器装备往往缺乏逐渐改进、长期使用的价值和空间，此外质量型军队因为兵员普遍素质较差、训练 不足，无法满足长期服役的要求，而普遍采取征兵制与募兵制相结合，以义务征召的兵役兵为主，而且兵役兵的服役期也较短。这样一来，规模型军队的武器装备和兵员更新换代的频率就比质量型军队要频繁的多，在老旧武器退役处理、新武器装备换装、复退老兵、征召新兵方面要比质量型军队付出更多的物质成本。这样综合算下来，规模型建军的投入就比质量型建军要高得多了。可以说后世的苏联最的解体，和它在冷战与西方的军备竞赛中一直坚持规模建军，在经济基础弱于西方世界的情况下，用比西方还要高的物质投入来营造军事上的规模优势，造成了对国民经济而言过重的负担也是有关系的。
规模建军的优势在于，由于对质量要求低，所以三五低，容易上马、容易见效，只要投入进去人力、物力、财力，很快就能见到成效、形成战斗力；而质量建军除了各种苛刻的条件要求外，往往还需要 一个漫长的战斗力形成过程，但是规模建军却能够以较小的物质投入换得较大的产出。也就是说在各种条件都比较差，但是人力资源丰富的国家，比如抗战前的中国，采取规模建军是不得已的唯一选择，否则就会被军队质量上远胜于中国的日本军队所击溃。
段祺瑞的观点其实部分是受到他从历史中得知，规模型的苏联军队打败了质量型的德**队的影响。但是这段历史其实并不能说明规模型军队就优于质量型军队，只是因为质量型军队也需要 一定的规模来支持，一旦规模上的差距难以用质量上的优势弥补时，饿虎也难敌群狼；反过来，规模型军队也必须在质量上不能落后太多，否则像义和团那样靠迷信和愚昧去和近代化的列强军队作战，数量上再占优势也只是一边倒的屠杀除非你的数量上优势到了逆天的程度。
当然吴宸轩和段祺瑞都明白，其实单纯的质量建军和规模建军很难说谁优谁劣，但是一般来说，规模建军适合zuo 为应对单一的大规模全面战争威胁时的建军路线，或者作为战时一个比较短的时间段内扩充军队的暂时措施；而相比之下更具灵活性的质量型军队更适合应对复杂情况下的局部的、低烈度军事冲突，质量建军的路线则适宜作为和平时期一个较长时间段内军队建设的长期规划。最重要 的是根据国家的实际 情况选择一条适合自己基本国情、能够最大程度上扬长避短的建军路线，在质量建军和规模建军中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所以吴宸轩最终说服了段总参接受了他的质量建军的方案，那是因为他在追求质量建军的同时并没有忽视数量，相反他用大规模的预备役、民间的各种俱乐部和军地两用人才储备来解决数量问题，而中国现在发达的军事工业如果不大幅裁减的话，也足够支持大规模扩军的需要 。
在这种情况下，有了吴宸轩这位总座和段祺瑞这位参座的共同主导，高层将领们的工作就好做的多了。一战刚结束的时候制定的军队扩编计划现在已经基本完成，而且由于大量的低文化水平的士兵退伍，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士兵补充进军队，加上各级军事院校的培养，军队中的知识层次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改观，可以说现在的八十多万的野战军已经没有目不识丁的文盲，一般士兵的都有了小学文化水平，能顺利的保养和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