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工时短，收入丰，地位高，他会过得很舒服，哪里用像现在这样，人到中年还每天上四五台手术、趁着周末飞去外地讲课，一周七天，全年无休？哪里还会使她为那些畸形的医患关系替他提心吊胆？只可惜那种她期望他所能拥有的好日子怕是没什么可能实现了，就算上海医改了，又几时才能轮到北京？他们都是那种有着浪漫主义内心和现实主义头脑的人，因此才同样明白那份灵魂撕扯的痛。他总是愧疚没能给她更好的生活，但她只是心疼他。他们的心里永远装着彼此。
可惜无论如何，这个男人都不是能陪她走下去的那一个。他是个简单的男人，她是个复杂的女人，他们太不一样了，甚至无法真正沟通。比方她对文字如饥似渴，可除了学术著作之外，他是读不进书的，当然她也会劝慰道：“读太多书是痛苦的，没什么意思。”……不过她也并不真的需要人陪，她是一匹孤狼。
这趟飞机有些太过平稳了，一阵气流也没遇到，平稳得让她难受，平稳得像她在香港的生活。没什么可抱怨的，可就是不爽快。
她是个北方女子，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快刀烈马的那种。她也是个老派的女人，一个绝望的浪漫主义者。
她是如何长成这个样子的呢？她自己也不知道。她只知道这个世界与她自幼在书中读到的差太多了。她读到的是英雄美人、是绅士淑女；她读到的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虽然她没有蠢到去执迷于此，但这真实的世界仍然物欲横流得让她心惊。在一个社会里，当以貌取人意味着男人在与一个美丽女人交谈的时候都直觉性地在思索着她打算从自己这里得到什么而自己又愿不愿意负担的时候，这恐怕真的就是浪漫主义的死亡了。他们简洁地忽视了最直接的一个可能性——或许她只是觉得这人生得好看呢？
她觉得这个年代太崇尚效率至上，太喜欢简单直接，太中意目的明确，从而错失了许多沿途的风景。一切都因简洁化而变得雷同，从而不值得被记忆，就像这机窗外的云，几个小时过去了却仿佛没什么变化。但人们又是多么喜欢对各种小事斤斤计较啊！即使她也承认这种锱铢必较或许才是现实生活的本质，可她永远记得自己爷爷的云淡风清。
那是在她还不太懂事的年纪，一个日头昏斜的午后。爷爷难得不知为了什么由头而讲起战争年代的往事，说的正是台儿庄附近的一场战事。“那天我们从山上的营地出征，山路盘迴。我回头一看，那队伍绵绵延延得竟看不到头。”老人语调平淡得很，是不会讲故事的那种人。“后来呢？”她追问。“后来我们回来的时候，只零零星星地剩下几个人了。”他还在抚着她的头，仿佛讲的是一个与己无关的故事，仿佛他不是当年的那个机枪手，仿佛他的副官没有被打死在他眼前。
说来爷爷与她是不亲近的，一来自从当年解放战争时被炮火从城楼上轰下来之后他的身体总不见好，二来她是个女孩儿而她父亲是个男孩儿。老人总是会疼自己的长房长孙多些，或者是自己女儿的后人，虽然她的那两房哥哥是如此平庸。
不过琰从未因此而觉得愤愤不平，因为她是跟着自己的姥姥姥爷长大的，是母亲这边最宝贝的大小姐。毕竟因姥姥是舞蹈演员的缘故，他们只有母亲这一个孩子,所以当老年无事时，对外孙女总是格外宠些。
说来自己家里的人始终还是姥姥好看些。她是标准的回族美女，大眼睛高鼻梁，两颊的婴儿肥平添了几分清纯，因着一支春江花月夜名动京师，在歌舞团当了十几年的独舞演员。那是个让傅聪央着帮忙记谱子的女人，那个是在舞会上负责与毛周跳舞的女人，那是个除了音乐与舞蹈什么也做不好的敏感脆弱的女人。可她是那么美，那么纯粹，那么自私得可爱。
她始终还记得几年前自己离家来港时姥姥眨着大眼睛对自己谆谆教诲的情形，她说“女人的贞操是顶重要的”，她说“一个人在外面千万要懂得自爱，莫让别人看低了去”……她长长的眼睫毛扑扇得让人心折。万幸有琰的姥爷这位不算潇洒却聪明绝顶的扁舟子在战火纷飞中登上了她的明月楼。
姥爷出身南京，是续贤的儿子。他祖父在这富庶之地作掌管钱粮的官员，外号“徐半城”，因为每次徐家趁天将自家的银箱打开在院子里晒的时候那银光能照耀半个金陵城。不过幸或不幸，他的一位叔叔抽大烟把家抽败了，也正因如此他家的子侄四散飘零从而避开了大屠杀。
姥爷上面有六个兄姊，下面有一个弟弟，最差的也有大专文凭。大姊是当年北师大刘和珍的同学，在北京有个四合院，终身未嫁，为自己的幼弟幼妹操劳，直到一百零五岁上才无疾而终。二姊飘飘荡荡嫁到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