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德嘉德大学奥法研究院，共有十位正教授，乔安给每一位教授都写了一封信，内容完全相同，除了例行公事的问候和自我介绍，重点其实只有一句话：
人活在世上，究竟有什么意义？
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乔安很久，以他高达29的智力属性也想不出一个能够使自己心安的答案。
当初他决定离开母校莱顿学院，转而报考米德嘉德大学奥法研究院，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想进入更高层次的学府，向学识更渊博的教授们寻求帮助，解答心头的困惑。
乔安以一种非常虔诚的态度，在信中向教授们提出这个问题。然而人与人之间最难的就是相互理解，他在信中提出的这个问题似乎与学业无关，使很多教授感觉受到了冒犯，甚至被他这种出格的做法惹恼。
限于学校规定，教授们又不好不回信，多数给乔安的回信只有一句话：
“本人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
潜台词显而易见：教授们对提出这种幼稚问题的学生也不感兴趣。
还有一位教授，在回信中以讥讽的口吻如是说：善于思考的维达先生，您应该报考神学院或者哲学院，那些地方更适合您寻求人生的意义。
这还不算态度最恶劣的。
有一位青年教授，甚至在办公室里公开拿他的来信当笑柄，当着同事们的面断言“乔安·维达是个十足的书呆子”，“思想消极，幼稚可笑”，“他需要的是心理医生，而非奥法导师”。
不幸中的万幸，并非所有教授都把乔安的来信当成笑料，还有三位教授以比较诚恳的态度给他回信，并且尝试在信中回答他提出的问题。
富兰克林院长就是三位认真回信的教授之一，他在信中讲了很多人生哲理，鼓励乔安积极乐观的对待生活，还说一个人的价值取决于他所做出的社会贡献，哪怕终究难逃一死，子孙后代也会铭记他为推动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做出的贡献。
富兰克林院长在回信中表露出的积极乐观态度，崇高的使命感，与其“启蒙思想家”的身份正相称。
院长先生讲述的这些道理，其实乔安都懂，但是他觉得富兰克林先生误解了自己提出的那个问题。
乔安关注的重点不是一个人死后是流芳百世、遗臭万年抑或无人问津，这些都是来自他人的评价，对于一个死者而言，无论身后获得的是赞赏、批评抑或遗忘，他都无从得知，又有什么意义？
关键在于，一个人活着的时候要如何说服自己坚强的活下去，尤其是在遭受挫败、打击和痛苦时，意识到人生苦多乐少的时候，意识到个人乃至宇宙都注定难逃毁灭的时候，难免会滋生出莫可名状的荒谬感和空虚感，这种时候，要如何证明自己的存在是有意义的，而非果断的选择结束生命。
人生在世需要面对很多问题，所有问题当中最严肃的一个，莫过于“自杀”。
这个问题的答案，决定了一个人是否还有必要思考其它问题。
如果把人一生经受的“痛苦”和“幸福”分别赋予效用数值，进行加权统计，那么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痛苦总效用其实要远远大于幸福总效用，两者相抵，剩下的净值都是痛苦。
从数学统计的层面来讲，除了极少数幸运儿，世上绝大多数人努力活一辈子就是为了遭罪。
如果人们有权选择自己出生与否，根据趋利避害的理性原则，大多数人根本就不该出生，或者应该在觉醒自由意志的那一刻就选择消灭自己的ròu_tǐ，免得继续累计痛苦净值。
显而易见，乔安根据理性推导出来的结论，是一种非常悲观的虚无主义思想。
他自己无法从上述推导过程中找出逻辑漏洞，但是心中有一种朦胧的直觉，或者说是感性，告诉他这种推理方式是错误的，否则包括人类在内的智慧生物早就该选择集体自杀了，又怎么能够发展出越来越文明进步的社会形态呢？
那么问题究竟是出在哪里呢？
是不是人类共同体的想象力具有某种类似自我欺骗的功能，可以使人暂时摆脱理性的枷锁，仅凭想象就相信明天会更好，越来越好，相信世上还是好人多，越来越多，从而获得积极乐观的生活动力？
事实上，另一位认真给乔安回信的教授，的确提出了上述理论。
这位教授先生花了两千字为乔安阐述为什么“想象力”是如此重要，如果没有这种能力，人类就不可能进化成具有智慧的现代人，不可能对未来充满乐观的憧憬，也不可能形成广泛且不断更新换代的社会共识和法律秩序。
乔安承认这位教授的阐述很精彩，很能鼓舞人心。
但是对方字里行间也暴露出一个冷酷的现实：我们绝大多数人其实是生活在对未来的美好幻想当中。
但是历史数据可以证明，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希望最终都无法实现，芸芸众生无非少数成功人士推动文明进步的炮灰。
这种基于“想象力”——其实就是统计意义上的自欺欺人——的生存动力，真的可以永远持续下去吗？
乔安望向窗外城市街头的万家灯火，理性再次促使他产生不祥的预感。
这座城市看起来一派欣欣向荣，生活在这里的人，无论处境多么艰难，至少心里还存有“未来会更好”的希望。
这是因为整个社会还处于上升期，人们来到殖民地寻求财富，辽阔肥沃的土地还足以承担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