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此刻，当我站在这个地方，我才意识到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来得那么的突然，那众多错综复杂的幸运巧遇使你不得不信冥冥之中确有命运之神的妙手安排。一个星期之前，在五千哩以外的华盛顿，我接到了兰格里打来的电话，他们告诉我将安排这场葬礼，还有那个安娜克霍列夫，会在莫斯科跟我见面。我们化了三天时间议定细节。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一直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
那个东正教的神甫迈向前来跟我握手，用一口纯正的英语问道，“我可以开始了吗”
“拜托了。”
他迈向那墓地，那是一副阴郁，消沉的身影，裹在黑色的帽子、雨衣和白色的法袍里。他摇着那散发着芬芳香味的熏香炉，开始祈祷，为这个死在俄国的亡灵唱着平调的祷词，泰勒和我肃立在旁边，静听着那飘散在潮湿，甜腻的空气里的悼念声，到最后，神甫大声念诵着圣经里启示录的一段：
“神要擦去他们眼里所有的泪水；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所有的这一切都一去不回了。”
葬礼没化多长时间就结束了，然后神甫退回身子，走回到轿车里去。两个掘墓人走过来开始动手在我父亲的坟墓上填土安插上那块新墓碑。
泰勒说道，“好了，我想该做的就是这些了。除了还有你的那位女士朋友，安娜克霍列夫。她是早晨刚从特拉维夫飞来的，所以我这才来迟了。”
泰勒又给我们俩人点燃了第二支香烟，“我想鲍博已经把有关的规矩都解释清楚了。”
“当然，不要拍照，不要录音，任何东西都不得记录。”
泰勒笑了，“我猜这是要隐藏所有的谈话内容。她逗留的地方在莫斯科郊外燕子坡里，那是属于以色列大使馆的，他们腾出一间工作人员的房间专门给你们会面。”他交给我一张纸条，“这是地址，他们会等着你。会面是在今天下午三点。”他犹豫了一下，“不介意我问一个问题吧”
“尽管问吧。”
他朝我父亲的墓点了点头，“鲍博告诉我你的父亲是在四十年前死的，你怎么到今天才跑来这里办葬礼”
“鲍博没有告诉你吗”
泰勒微笑道，“我只是个中间办事人，他告诉我的只够我领会到不会把事情搞砸，能够安排得周到有序，但是看起来他不愿作过多的解释，而如果你是为us的外交使团工作，你就得学会不要问太多的与你无关的问题，我想他们把这当作必需的常识。”
“我所能告诉你的就是我父亲是为美国政府机构工作。他于1953年死在莫斯科。”
“他是为我们这里的大使馆工作的吗”
“不是。”
泰勒疑惑地说道。“这就怪了，我想冷战时期莫斯科是从不允许美国人踏足的，除了那些在使馆工作的人。你父亲是怎么死的”
“这正是我来这里想要搞清楚的。”
泰勒显得茫然不解，他还想再开口说什么，突然间我们头顶上空响起一记霹雳声，他抬头望了一眼。
“好了，我很想留下来接着谈，但是公务在身。”他用鞋后跟踩灭了香烟，“我得送神甫回去，要我载你一程吗”
我扔掉了香烟，“不用了，我会叫一辆出租车，我还想待一会儿，谢谢你的帮忙。”
“有什么需要尽管说，”泰勒撑起了雨伞，“祝你好运，麦西。衷心希望你能如愿以偿。”
整个事情说来话长。
那是1953年3月上旬一个寒风凛冽的夜晚，当时我才十岁。那晚我正呆在佛吉尼亚州里奇蒙寄宿学校的宿舍里，听见门外楼梯木板响起吱嘎吱嘎的脚步踩压声，然后是我们房门打开的声音。我抬头望去，只见校长站在那里，另外还有一个男人站在他身后，但这个人不是学校里的教师，也不是教工。他穿着一件长大衣，戴着一副皮手套，两眼紧盯着我，转瞬脸上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校长开口发话道，“威廉姆，这位先生是来这里看你的。”他又颇带示意地看了看房间里其他两个男孩，“你们可以让威廉姆一个人呆一会儿吗”
男孩们离开了房间，校长也离开了房间。那个人抬脚跨进房，并把门合上。他身材宽阔，一张严峻的脸上嵌着一双深凹的眸子，那平剪的发型和那锃亮的棕色高统皮靴在在透现出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军人。
很长的时间里，他一直沉默着不说话。似乎他觉得将要跟我讲的话实在是难以启齿。
最后，他终于开口了，“威廉姆，我叫卡尔布兰尼冈。我是你父亲生前的同事。”他话语里的用词不由得让我一怔。是他所说的“生前的同事”。我仰头看着他，问道，“什么事，布兰尼冈先生”
“威廉姆，恐怕我给你带来一个坏消息，是关于你父亲的他死了。我很难过真的很难过。”
这人就站在那里，再也不吭一声。然后我嘤嘤地哭了起来，但这个人却没趋上前来，拍拍我或哪怕说上一句安慰话。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是那么地孤苦伶仃。过了一会儿，我听到楼梯木板又响起了那吱嘎吱嘎的脚步声。窗外，寒风呜咽狂扫着，一根树枝刮擦着外面的墙壁，发出一记又一记咯吱声和噼啪声。我无助地哭唤着我的父亲，但却没有他